中西媒体人交流中的平视视角构建——与汤姆·普雷特教授对话后的思考

不久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一些编辑记者与美国罗耀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和美国太平洋展望媒体中心亚太问题专家汤姆·普雷特进行了一场对话。由于准备充分，活动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双方很坦诚地就中国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媒体的报道自由度等多方面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这是笔者参加的中西媒体人交流中比较成功的一次。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中西媒体人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但以笔者的亲身经历及相关资料的描述来看，这类交流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交流。交流，顾名思义应当是双向的互动的，但实际上很多这种场合的交流往往变成单向的：一种可称为“授课式”，中国媒体人提问，外国媒体人回答，如同老师给学生上课；另一种可称为“自说自话式”，各讲各的，相互没有交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从中方媒体人的角度来看，除了语言的障碍，更多的是因为面对西方媒体和媒体人时，中方媒体人缺少一种平常心。这又分为两种心态：一种是盲目崇拜心理，认为西方的媒体更专业，而且掌握着全球话语权，中文媒体无法相比，因而怯于交流，甘当“小学生”；另一种是“闭门造车”心理，认为中西媒体从管理到经营都差别太大，中国媒体有中国特色，没有必要与西方媒体进行交流，甚至认为西方媒体往往妖魔化中国，对其抱有敌视的态度。笔者认为，无论哪一种心态，都影响着双方交流的效果。

因此，中西媒体人要达成真正的交流，首先要在对话中构建一种平视的视角，对西方媒体人既不必仰视，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而应在平等的基础上探讨问题。此次与普雷特教授的交流之所以能比较深入，就是因为营造了一种平等坦诚的氛围。这也引起了笔者关于中西媒体交流中构建平视视角的一些思考。

——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媒体的壮大是中国媒体人构建平视视角的信心基础。

新闻人在一起，免不了会谈起经济形势、国家制度这样的宏大话题。近年来，欧美国家身陷金融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国家债台高筑、政府分崩离析，贫富差距拉大，政客为选票大搞福利，寅吃卯粮，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而所谓“输出民主”更是造成一系列乱象，西方民主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日渐破灭。反观中国，虽然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拖累，总体上仍发展平稳，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国际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此消彼长的态势必然为中国的媒体人在对话中带来更多的自信，更怀疑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指责和定位是否公正。

在此次对话中，几位南方报业的编辑记者都提出质疑：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否存在着歪曲和偏见？美国读者和观众通过媒体是否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对此，普雷特教授表示认同，普雷特教授曾任《洛杉矶时报》等媒体驻亚洲记者和专栏作家，多次访问中国，可谓“中国通”。他认为，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时的确存在偏见，不过这也并非刻意针对中国，美国媒体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报道也是有偏见的，一种文化理解另一种文化本身就是困难的。

 “我对美国媒体的这种偏见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教授说，“这也促使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记者，真实反映亚洲的现状。”另一方面，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对国外媒体还不够开放，这也是造成外媒报道失真的原因之一。

普雷特教授称，美国人普遍对中国的成功感到很突然，认为可以用“一夜成功”来形容，对此美国人的确是有些害怕的，“美国现在正处于一种‘中国震撼’的情绪中”。普雷特教授对中国国情比一般美国人有着更多的理解，“我经常对自己的美国朋友说，中国可是有13亿人，是美国的４倍！任何要真正理解中国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个前提，我认为中国政府做得不错。”

——中西媒体差异与共同面对的挑战让平等交流成为双方的需要。

毌庸讳言，中国与西方的媒体在内容、运营、管理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这不应该成为拒绝交流的理由，相反，正因为有差异，双方才更需要交流，而且也并非不能达成某些共识。在本次交流活动中，在谈到新闻报道所受到的阻力的话题时，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没有所谓“自由的媒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媒体的报道总是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普雷特教授称，在美国，报纸的报道原则经常要受到商业因素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自由，如果你感到自由而且没付钱，一定是有人为你付了钱。”

传统媒体如何应对新媒体崛起的挑战也是中西媒体人交流时一个很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面对共同的危机，中西媒体人常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在本次对话中，这同样是一个讨论的热点。不过相比于中方媒体人的焦虑，普雷特教授显得更为乐观。他认为印刷品有独特的优势，总还是需要的，而优秀的记者更是不会失业。而对一位年轻记者提出的传统媒体急需找到新的赢利模式的观点，教授不以为然，“报纸不是用来挣钱的，而是使人变得聪明”。

——不急于获得西方的认可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中国的对外宣传常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常常批评西方媒体歪曲、妖魔化中国，另一方面又急于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认可。前两年在纽约时报广场推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就是这种急于获得认可的心理表现。

在普雷特教授看来，这种耗资巨大的“中国秀”其实意义不大，还是一种浪费。美国媒体通常会对一个国家形成一个印象，得出两三个结论，然后就围绕着这两三个结论去讲故事，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媒体更愿意抱持着这种旧印象，而对新变化则感到不舒服。不过，普雷特对北京奥运会评价很高，认为的确起到了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中国实在没有必要急于获得西方媒体的认可，还是应该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一颗平常心。更不必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套到西方人头上，比如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人物篇，罗列了一些中国人眼里的所谓名人，这些人美国人认识几个？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流利的外语是顺畅交流的必要前提。　　

此次与普雷特教授的对话没有设翻译，参加人员全部用英语与普雷特教授直接交流，这也是对话成功的重要原因。翻译不仅费时费力，难以准确传达意思，而且会打断对话的节奏，难以像直接交流那样形成互动和即时的反馈。目前英语仍然是国际新闻界的统治性语言，面对这样的现实，掌握好、运用好英语是中方媒体人与西方媒体人顺畅交流的必要前提。

普雷特教授对这种直接用英语交流的方式表示赞赏，并特意与他在日本的经历进行对比。他说，与中国的同行相比，日本的媒体人更放不开，很少人有勇气开口说英语。

事实上参加本次活动的编辑记者虽然英语都不错，但还是无法做到运用自如，很多很微妙的感受还是表达不出来，这也阻碍了对问题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还是有些遗憾。（作者：韩浩）